俄罗斯对新冠病毒及疫苗接种问题进行了分析

冠状病毒“SARS-CoV-2”被命名为“COVID-19”新冠病毒。通过疫情分析可以发现，2000-2021年间新冠病毒问题已经从纯粹的生物学问题演变为地缘政治斗争；新冠疫情不仅对全球经济产生负面影响，还引发了国际政治竞争对手之间的宣传舆论战，双方均指责对方制造了病毒并试图以原告身份获利。

新冠病毒的溯源

病毒溯源问题被政治化的最明显特征就是，学者们关于新冠病毒问题的意见完全可以根据当权者的政治需求而订制。一些专家小组囿于世界卫生组织的立场，依赖于西方制药业巨头的研究经费，而这些企业又与各自国家的政府部门关系紧密。众所周知，新冠病毒于2019年12月首次发现于中国城市武汉。一些专家小组支持美英政府的立场，企图将疫情归咎于武汉实验室泄漏病毒，从而将中国政府置于犯罪被告地位。

世界卫生组织的官方报告称，未发现证据证明新冠病毒由人工合成。但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得赛坚持认为，排除病毒由实验室泄漏为时尚早，并呼吁中国政府公开相关项目研究情况；他还根据自己从事免疫实验室工作的多年经验认为，实验室泄漏病毒“是存在可能性的事件”。

如此一来，世界卫生组织陷入两难境地，既受制于美国，同时又试图保持客观性和透明度。中国专家组与西方学者的意见相反，他们认为“COVID-19”病毒的出现是自然偶发事件。对中国而言承认泄漏病毒的过错将是彻底的政治和经济灾难。中国政府也绝不会承认这一点，就像所有从事细菌研究的国家都将相关信息严格保密而不对外公开一样。中国学者对外提供了新冠病毒的相关信息，但美国感兴趣的却是武汉实验室的课题研究和运行机制等信息，因为从中可以获取只有通过侦察手段才能获取的可认定中国制造生物武器的情报信息。借用卫星影像指责中国泄漏病毒只是美国向中国施压的开始，其目的是迫使中国改变对外政策，最大程度上为从内部推翻中国现行政权创造条件。

正在进行独立研究的俄罗斯学者所搜集到的大量数据证明，新冠病毒由美国学者人工合成制造且时间远早于中国武汉。俄罗斯军事专家伊戈尔•尼库林指出，2015年英国权威科学杂志《自然》第一次刊登了有关“SARS-CoV-2”病毒实验的消息。尼库林强调，自然界中有38种冠状病毒，但没有像“COVID-19”这样的病毒，它80%接近于人类病毒，20%接近于中国蝙蝠病毒，说明这是一种在试管中生成的混合病毒，没有任何一种冠状病毒拥有新冠病毒“COVID-19”这样可轻易进入人体细胞的特殊蛋白；这一特殊蛋白结构也无法用术语“多晶现象”加以解释。尼库林认为，中国从一开始就否定病毒人工合成论，选择了一条错误的防御策略，而那些支持中国的俄罗斯学者们也陷入了尴尬的境地。

自然界中没有找到“COVID-19”病毒，但在世界顶级科学杂志《自然》中可以找到相关文章；当时从事相关研究的是北卡罗莱纳综合大学的学者，他们于2014年制造出了这种病毒并于2015年对外宣读了论文。如果2015年的研究与“COVID-19”病毒无关，就应该将当时分离出来的混合病毒展示给世人以正视听，但研究机构至今仍然在沉默，似乎是企图掩盖真相。

如今，越来越多的证据证明，病毒泄漏发生在美国。美国卫生研究所的专家在分析该国的血液样本之后做出结论，美国第一批新冠病毒感染事件发生在2019年12月；报告认为“SARS-CoV-2”病毒在美国的流行可能早于此前的认知。美国学者研究了2020年1月2日至3月18日间美国50个州的2.4万个血液样本，结果表明，早在2020年1月初一些美国人体内就出现了新冠病毒抗体，但那时美国连1例感染个案也没有正式上报。

参与病毒研究的还有美国陆军最大的科研机构沃尔特里德陆军研究所。该研究所是美军医学研究及物资技术保障局的下属机构，总部位于马里兰州弗雷德里克市德特里克堡。这两家机构就是“COVID-19”新冠病毒的制造者。2014年奥巴马签署法案暂停了SARS、MERS及流感病毒等带有大量危险病原体的病毒研究。此后相关研究项目转移到了中国武汉的病毒研究所。此外，尽管美国政府暂停了该项目，但还是向中国武汉病毒研究所拨款370万美元经费用以完成后续研究。这些信息至今仍然刊载于《自然》杂志的网页上。

这样的形势无论对美国还是中国都十分严峻，因为调查结果将提出一个严肃的问题，即谁该为病毒泄漏负责？谁的研究人员或实验室负责人没有遵守安全技术措施？因此很容易理解，当前关于病毒泄漏责任的调查仅仅是在国际政治的外围展开，并没有进入核心议题，因为一旦成为核心议题，那将不仅是世界政治动荡的策源地，还将是国际军事冲突的爆发点。

导读疫苗接种的实质

由于新冠病毒在全球肆虐，世界各国都以阻断疫情传播为由采取大规模的人员管控措施。但这些管控措施有可能脱离抗击疫情的基本面而沦为政治操弄的技术手段，因而引起巨大争议，有人支持，有人反对。社会被分裂为强力管控措施的支持者和反对者两派，如今争论的焦点就是疫苗接种问题。官方人士和政商界精英在宣扬自愿接种的同时极力推行强制接种，从而引起了社会的怀疑和愤怒，使得疫苗接种成为政治矛盾激变的催化剂，对精英们的仕途和选战形势产生重要影响。

当前疫情的重点已经从病毒泄漏追责的问题转移到了疫苗接种以及应对社会、政治、经济等方面全球性变革的问题，新冠疫情已经成为个人行为大规模监控技术快速扩张的借口。经过一年的发展，疫苗接种已经突破了医学和人体组织学范畴，进入了社会心理学层面。面对大规模感染的威胁，人们被迫放弃已经习惯了的行为模式，这涉及到个人自由和权利的整个体系，而社会又缺乏信任和实行超级集中管控的机制。

发现艾滋病病毒的法国免疫学家吕克•蒙塔尼关于新冠疫苗的言论引人注目。吕克•蒙塔尼认为，疫苗接种将加速病毒的变异，病毒会通过突变为自己寻找生存环境；世界范围内疫苗接种人数的增长伴随着未接种者死亡人数的增长，这就是病毒发生变异并对疫苗产生抗药性的结果。蒙塔尼认为，不应在疫情高峰期接种疫苗，因为这将为病毒的自然选择进化创造条件；疫苗接种的远期后果尚未做深入研究，放任疫苗接种试验是一种犯罪行为。

这里需要重点指出的是，吕克•蒙塔尼所说的疫苗是指美国和欧洲的辉瑞、强生、莫德纳以及阿斯利康等生物医药公司生产的疫苗，这类疫苗属于基质核糖核酸疫苗。众所周知，这些疫苗的有效性均低于俄罗斯“卫星V”等疫苗。但不管是西方主流的基质核糖核酸疫苗，还是俄罗斯应用最为广泛的“卫星V”腺病毒疫苗，从种类划分上都属于基因疫苗。基因疫苗可使接种者人体细胞在危险病毒表面产生蛋白刺突，从而产生免疫力；相比之下，传统疫苗则是利用已经死亡或弱化的病原体建立免疫系统。西方的基质核糖核酸疫苗与俄罗斯的腺病毒疫苗同属基因疫苗，但两者方法不同。诸如辉瑞或莫德纳等西方的基质核糖核酸疫苗，借助可注入细胞膜并带有脂包层的纳米粒子植入患者细胞内，然后释放仅仅嵌入蛋白刺突密码而非病毒全部基因的基质核糖核酸；产生蛋白的细胞组织，即核蛋白体，解读基质核糖核酸的密码，并生成蛋白刺突，当这些蛋白刺突突破细胞表面时具备了免疫系统，并产生了免疫应答。俄罗斯的腺病毒疫苗借助已经除去了自身遗传密码复制功能的改进型腺病毒，将带有蛋白刺突密码的遗传信息植入人体细胞；改进型腺病毒获得脱氧核糖核酸蛋白密码后进入细胞核，将脱氧核糖核酸写入基质核糖核酸；然后，再造的基质核糖核酸产生蛋白刺突。

事实验证了吕克•蒙塔尼的判断，疫苗接种范围最广的国家感染新冠病毒“COVID-19”的速度最快。疫苗接种不仅没有奏效，反而带来了比接种之前更多的问题。最明显的两个例子就是以色列和越南。以色列是世界上首个成人接种疫苗超过90%的国家，但如今的结果却是日确诊人数超过3800人，而此前仅为330-350人。越南在疫苗接种之前感染者几乎很少，自疫情爆发至2021年3月仅有35人死于新冠病毒；而接种疫苗之后到现在每天有200-300人死去。疫苗接种的支持者如何解释这一现象呢？他们无法解释，只能沉默不语，因为这一现象已经超出了他们所描绘的“世界科学愿景”。

实际上，我们如今面对的是一个庞大的人口消减计划。大规模的舆论轰炸只是为了掩盖更主要的事实，即人们的基本生存权力正在被剥夺，而资本巨头们正在收割巨额财富。如果从更广阔的视角去观察，那么“COVID-19”新冠病毒及疫苗接种只不过是那些特定的世界精英们手中推翻此前世界秩序的武器而已。恐惧可以控制一切。“COVID-19”新冠病毒新变种的出现催生了新的恐惧，也催生了以构建世界新秩序为目的的新操纵管控手段。在这一新秩序之下，信息传播遭受垄断，权力集中在银行业界数字技术公司的掌门人手中。数字技术在新冠疫情背景之下被裹挟着，从商贸服务技术演变成为社会管控和种族隔离政策的工具。在伦理道德层面，人类已经从文明发展所谓的“巅峰”时期回到了远比中世纪更古老的时代，那里正在进行着大规模的人类祭祀，只不过是采用了现代新技术而已。

这里的新技术就是指生物基因技术。莫斯科城市医师科学协会主席、莫斯科医学科学院教授、医学博士巴威尔•沃罗比约夫认为，西方基因疫苗的主要成份是转基因病毒，用于感染人体并使其产生某种可引起免疫反应的物质，这实际上是一种新型的生物武器。早在一年前，俄罗斯国际政治经济战略研究所的专家在2020年就得出结论，认为新冠病毒就是美国精英阶层“深层国家”所炮制的“首长司令部演习”，并做出下列预判：

1、新冠病毒是世界上一些特定的精英分子为了进行社会组织试验而向国际社会释放的一种轻型生物武器。其试验目的多种多样，主要包括：a)观察世界主要国家领导人和民众的社会反应，即谁将做什么及如何做；b)确定世界主要国家最薄弱和最稳定的基础设施节点（医疗、交通、工业、能源等）；c)观察世界各国如何解决出现的矛盾和冲突；d)分析世界范围内金融、交通运输、能源、粮食、农业及其它领域的反应；e)为民众大规模芯片植入制造借口。谁控制了芯片，谁就将成为整个世界的政府；各国当地政府将只是世界中央政府的代理人。

2、从疫情爆发3个月来的情况看，这场首长司令部演习搜集情报的目的已经达成，有关世界经济及各国情况的第一手情报已经搜集完成，后续将进行系统化分析、处理和研究。

3、疫情表明，生物武器作为一种进攻性武器远比核武器有效得多，不会产生放射性污染，不会破坏基础设施，最重要的是找不到应该反击的敌人。

4、世界范围内的人口增长、资源枯竭以及主要国家领导者谋求打破世界未来全球进程的企图，使得美国和西方“深层国家”精英份子深感忧虑，认为必须采取重大攻势才能保持自己的世界影响力，并且进攻规模应超过2001年纽约的恐怖袭击。

5、原本策划发起病毒战争是为了遏制和摧毁中国经济并到此为止，但中国挺过了此次袭击；于是战争发动者决定将打击区域扩展至欧洲地区，以便扼杀中国的主要出口市场；与此同时，策划者者还发起了石油危机和金融危机；最终，世界主要国家领导者被迫放弃进攻，转而采取守势。

结论及未来趋势

以上是俄罗斯国际政治经济战略研究所的专家早在2020年就做出的预判。如果新冠病毒是生物武器，那么问题来了。这场生物战发起者的最终目的是什么？疫苗战争将如何转入后新冠时期？

1、新冠病毒爆发只是涤荡旧世界秩序的第一波浪潮，第二波浪潮就是正在进行的、将大大降低人们对后续任何病毒抵抗力的疫苗接种。疫苗接种问题将与全球气候等其它议题一道，成为全球主义者精英全面改造人类文明的借口。

2、发起战争的目的是实质性降低社会自由度，打击民主机制，打击言论自由，使世界秩序更加极权化。世界的一个权力中心正在向其它中心发起进攻，试图剥夺其权力并将其权力集中在自己手中。

3、新冠病毒第一波浪潮将会相对较弱，以便检验其现实后果，但紧接着将会发起更为猛烈的攻击。正因为如此，人们才看到了新冠病毒由“阿尔法”到“德尔塔”的突变。战争发起者将释放出更加剧烈的病毒毒株。

4、疫情正在由疫病病毒流行向信息病毒流行转变，新冠疫情的医学色彩正在暗淡下去，而政治色彩将更加鲜明起来。

5、新的信息场中，当一些关键问题缺乏准确数据支撑时，信任成为第一要素。信任形成于舆论宣传，而舆论宣传取决于信息提供者的形象和声誉。任何成功的舆论宣传都要致力于破坏对手的形象使其受到质疑。这已经进入了信息战的范畴。对与对手之间关系的依赖往往会束缚己方进行舆论宣传工作的手脚，迟滞战略目标的实现。最终，民众可能不再相信己方政府自己的舆论宣传而被谣言捕获。

6、危机状态下没有一个官方政权能够在信息社会中实现团结统一，其结果往往导致政府主导思想会发生偏差，开始将民主视为行政管理的干扰和障碍，政府的政策手段变为强力管控和直接镇压；这些偏差逐渐形成社会不稳定因素，可能在特定的外部干预条件下促成一次成功的国家政变。

7、左翼自由主义及国际全球主义可能会主导社会舆论并将对手边缘化，从而利用危机夺取政权。

8、信息社会危机往往伴随着直接的强力胁迫。执政当局可通过强力手段避免社会分裂，灵活的政策调整工具虽将被保留，但会逐渐减少；政治制度将越来越趋于威权和极权，自由主义的华丽招牌之下隐藏的是专制和独裁。

9、社会上反攻新秩序的前提条件尚未形成，还处于萌芽阶段。整体上社会已准备好迎接全球主义政权，没有剧烈社会动荡的政权更替促进了这种转变。能够克服阻力成功转型的主要因素不是阶级问题，不是经济问题，也不是种族问题，而是已经被政治化并已进入政治斗争领域的流行病学问题。

10、鉴于新冠病毒的致死率和传播速度可以预言，人类已经培育出了集体免疫能力。疫情将在2022年春天得到缓解，并于2024年基本结束，在此之后将被视为季节流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