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法集资案辩护（怎样打造非法集资案的无罪全辩护？）
团贷网的倒塌揭示了非法集资案的复杂性，引发了公众对财富安全的担忧。张律师，作为广强律师事务所主任和金雅庄非法集资犯罪辩护研究中心主任，对此类案件有着深入的研究和丰富的实战经验。
当资产过千亿的团贷网出现问题后，人们震惊地发现，原本看似稳定的财富可能在一瞬间化为乌有。隐藏在其中的细节逐渐浮出水面，其中包括关联交易背后的存管或托管违规、资金池的形成以及可能的资产转移等刑事法律风险。面对这些风险，如何进行有效的无罪辩护成为一个重要议题。
对于非法集资案的辩护，需要制定一个全面的辩护规则。这包括数额抗辩、理由抗辩、法律抗辩和精神抗辩等方面。在辩护过程中，律师需要仔细分析案情，找出有利于当事人的证据和理由，以支持无罪或减轻处罚的辩护。
对于自首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如何进行有效的辩护也是一个关键问题。虽然自首在法律上可能带来一定的好处，但并不一定能减轻处罚或免除刑事责任。律师需要根据具体情况分析自首的性质和效果，同时还需要关注其他相关细节，如犯罪数额的计算、返还财产的认定以及剩余财产的分配等。
在面对非法集资刑事案件时，律师还需要避免不必要的雷区。一些虚假的指控或宣传可能会给当事人带来不必要的恐慌和困扰。律师需要保持冷静和客观，避免被外界的舆论和情绪所影响，以专业的态度处理案件。
在团贷网等非法集资案件中，一些家属在面对未知情况时可能会感到恐慌和无助。他们可能会受到一些不明来源的信息或条例的影响，从而陷入焦虑和恐惧中。在这种情况下，律师需要给予他们专业的建议和帮助，让他们了解真实的法律情况，并引导他们以正确的方式处理案件。
为何强调案前辩护呢？这是因为，立案是刑事案件的起点，但并非所有案件都能顺利立案。立案的条件包括有犯罪事实发生、需要追究刑事责任以及符合管辖规定。现实中很多当事人因经济损失向公安机关报案，却因上述条件不满足而未能立案，这时可能需要通过民事诉讼解决。一旦警方作出立案决定，意味着要追究特定犯罪嫌疑人的刑事责任。自首发生在立案前，律师在此阶段的介入，即案前辩护，显得尤为重要。
按照我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当事人委托辩护律师的时间通常是在其被第一次讯问或采取强制措施时。但从实务角度看，案前辩护可以看作是对法律上的辩护在实务操作中的一次扩大运用。这种提前介入不仅延长了辩护的时间，更将证据的收集整理从法庭内外扩展到了当事人熟悉的第三现场。
需要注意的是，案前辩护的证据提取必须严格按照法律规定进行，不得做伪证或违法勾兑。由于法律规定的原因，自首前签署的委托合同需要设置相关触发条款，即自首成功后委托关系生效。相关的委托书也需要考虑各种因素，并由当事人提前签署，同时保留其近亲属的身份资料复印件、亲属关系证明和联系办法。
自首阶段律师的介入具有以下重要作用：律师提前介入能对案件全过程了如指掌，确保自首的成果；律师的专业辩护和法官的公正审判对于自首是否被认定至关重要。现实中，自首不被认定的情况时有发生，一方面是因为自首情况的复杂性，另一方面是因为在证据庞杂的非法集资犯罪案件中，检察院倾向于对被告人的指控，而忽视自首等情节。而法院在缺乏相关辩护指引时，也可能忽视自首情节。律师在自首阶段的介入能有效保留有利证据，并为后期无罪或有效的辩护打下基础。
以一起江苏的非吸罪案为例，当事人在律师的陪同下前往公安机关投案，并如实供述了案情。因未退还部分赃款，公安机关曾表示可能不认定其自首。在起诉意见书和起诉书中，均未认定当事人的自首情节，甚至错误指控其诈骗数额巨大。但由于律师的提前介入，帮助当事人充分准备自首书及相关证据材料，并在庭前与法官有效沟通，最终使法官认识到案件中的问题，从而推动了检察机关变更起诉决定，认定了当事人的自首情节并撤销了部分诈骗指控。这一案例充分展示了案前辩护的重要性和效果。案件涉及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及诈骗罪的起诉
判决依法从轻，实现了法定更低自由刑。在滚滚向前的刑事诉讼程序中，一个核心原则凸显其重要性：自首前介入，以便调取真正对行为人有利的证据。
为何需要公安机关在侦查阶段自行收集证据呢？法律明文规定，不仅要收集证明行为人有罪和罪重的证据，也要收集无罪和罪轻的证据。这体现了法律的公正性，不偏袒任何一方。
辩护律师的尽早介入，基于多重考虑。非法集资犯罪案件的证据数量庞大，种类繁杂。面对如此海量的材料，很容易出现偏差。在笔者经办的一起案件中，侦查人员曾表示难以处理所有的细节。虽然司法会计鉴定是一种手段，但法律并未强制要求进行。在笔者处理的一起涉及1.6亿元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案中，并未采用司法会计鉴定意见。实际上，公安机关曾要求报案人自行提供司法会计鉴定意见。经了解，涉及大额资金的案件，鉴定费用高昂，一线城市的费用可达15-20万元。
在当事人不在场的情况下，大量证据难以甚至无法调取。特别是随着电子交易的发展，网银记录、电子往来、微信聊天记录等成为重要证据。一旦刑事案件立案，当事人被采取强制措施，这些特有的安全设置导致只有当事人自己才能提供的证据难以调取。这会使辩护律师处于被动地位，而这种被动在诉讼程序中往往是不可逆的。
第三，辩护律师的尽早介入有助于拿到详实、准确的证据材料，还原事实真相，促成无罪有效辩护。在笔者经办的江苏某市案件中，通过提取与“受害人”之间的资金交易记录等，发现当事人在案发后多次偿还陈某款项，足以证明当事人并无“非法占有目的”。借助非法证据排除、调取无罪证据申请等，成功打掉了部分不实指控。虽然数额的绝对减少比例不大，但通过提供的证据和与“被害人”的质证，令法官对当事人与“被害人”之间的关系有了直观的认识，对判决产生了重要影响。
在刑事诉讼程序中，每一个细节都至关重要。辩护律师的介入不仅是为了辩驳，更是为了还原事实真相，确保法律的公正实施。在这个过程中，每一份证据、每一次质证都可能为当事人带来实质性的帮助。情理与法理：刑事辩护中的精准拿捏
近日，张X案的辩护词在律师界和法学界掀起了一场关于法理辩与情理辩的热烈讨论。检察官、法官、教授和学者们纷纷发表意见，为我们揭示了这一话题的深刻内涵。
在刑事辩护的实践中，我们经常会遇到“情理辩”的问题。那么，究竟情理辩有无必要呢？从个人的经验来看，情理是普遍存在于刑事案件中的，也是检察官和法官所关注的焦点。案件审理中，我们需要沿着“生活经验与逻辑”的脉络去还原案件事实，而最终的裁决，也需要考虑国民的预见可能性，这其中就包含了情理。
法理是情感的起点和归宿。在刑事辩护中，我们不能脱离刑事法律评价体系，把法庭变成一个讲故事、博眼球的场所。而是应该将情理辩作为推动法理逻辑推演的击发器。有时候，一句简短的陈述，一段稳妥的过渡语，就能引人深思，引起法官的重视。
充沛的情感和细节的还原是情理辩的基础。这需要我们从始至终深入案件细节，了解被告人的家庭、身世、婚姻、亲情关系等。比如，在江苏省某市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中，我作为辩护律师，通过与被告人长达近一年的交往，逐步了解了她的家庭情况、人际关系等。在庭审中，我陈述了被告人的身世遭遇，意在唤起庭审对案件性质的反思。
在非法集资犯罪中，数额辩是刑事律师的重要工作。通过围绕犯罪数额进行辩护，将涉案数额降低到法定入罪数额或法定刑升格数额以下，可以实现无罪或减轻处罚。实务中的数额辩涵盖了无罪辩、罪轻辩、证据辩等多个方面，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
非法集资犯罪数额计算有其特点。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和集资诈骗罪都属于非法集资犯罪，但两者在计算犯罪数额时有所不同。这是因为两者的刑罚和主观恶性程度不同。在进行数额辩时，我们需要充分理解并准确运用相关法律规定。
在刑事辩护中，我们需要精准拿捏情理与法理的关系，既要考虑情感因素，又不能脱离法律评价体系。只有这样，才能为被告人提供有效的法律帮助，实现法律的公正与公平。关于非法集资犯罪涉案数额与刑罚的对应关系分析
近年来，涉及非法集资的犯罪案件屡见不鲜，其中涉及南京易乾宁公司及其相关人员的案件尤为引人关注。通过对多个裁判文书的分析，了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中涉案数额与刑罚的对应关系。
一、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涉案数额与刑罚并非一一对应
根据相关法律解释，个人或单位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在吸纳数额、造成损失、投资参与人数上达到一定标准即构成犯罪。在实际案例中，犯罪数额与法定量刑规定并非一一对应。
以钟张英、潘福水为例，两人共向256名社会不特定对象吸收存款4619万元，案发前后已赎回1580万元，最终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五年和一年三个月。而在另一个案例中，南京易乾宁金融信息咨询有限公司常州武进分公司向公众吸收资金达1.57亿余元，尚未兑付金额为5000余万元，相关责任人被判处的刑期也有所不同。
这显示出，在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中，犯罪数额虽然是一个重要考量因素，但并非唯一决定因素。法院在判决时还会考虑其他因素，如犯罪情节、犯罪手段、退款情况等。
二、集资诈骗罪的宣判刑与法定犯罪数额关联紧密
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不同，集资诈骗罪的宣判刑与法定犯罪数额关联更为紧密。例如，朱琦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骗取300余名被害人共计0余万元，被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这一案例表明，集资诈骗罪的刑罚更加严厉，且更多地取决于涉案金额的大小。
通过对多个裁判文书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非法集资犯罪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在涉及此类犯罪时，法院会综合考虑各种因素来作出判决。对于非法集资犯罪的防范和打击，需要全社会共同努力，加强监管，提高公众的法律意识，以遏制此类犯罪的发生。
一、判决对比与非法集资犯罪的保障
对于近期两份判决的对比，其中一份在没收财产的同时并未追缴违法所得，而另一份则对涉案款项进行了追缴。显然，后者对于投资人（被害人）来说，提供了更为全面的保障。
二、非法集资犯罪中宣告刑与犯罪数额的关联
在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辩护过程中，数额辩护拥有较大的空间。对于涉案的公司高管、理财师等人员，若其主观恶性较低，并且在共同犯罪中作用较小，结合自首、立功、如实供述等情节，可争取在法定刑以下的宣判刑。例如，郭星英和钟张英的轻判，均与其律师成功提出的辩护观点有关。
集资诈骗罪由于主观恶性较大，并且常常伴随着携款潜逃、拒不交代资金去向等行为，因此刑罚较重，难以实现法定刑以下的宣判效果。
三、非法集资犯罪的财产追缴及相关问题
从财产追缴的角度来看，部分判决中包含了向被告人追缴的内容，但也有判决并未涉及。例如，在某判决中，向某与方某将款项汇入南京易乾宁金融信息咨询有限公司，退赔问题在该公司的犯罪案件中统一处理。笔者经办的北京诺某资产非法集资犯罪案件中，公司积极与投资人协商兑付问题，这也对刑事判决内容产生了影响。
四、量刑辩护与司法解释
退赔、自首、如实供述是轻判的重要依据。根据某判决书中的例子，被告人潘福水因有犯罪前科而被从重处罚。相较之下，钟张英和沈玉娟因积极退赔而获得了较轻的刑罚。《更高人民法院关于常见犯罪的量刑指导意见》中明确指出，对于退赔的轻判依据。
三、数额辩在庭审程序中的特殊需求及应对策略
数额辩在庭审程序中具有特殊需求。辩护律师需从法庭发问、法庭质证、法庭辩护三个环节进行准备。当辩方提出减少数额并提供相关证据时，法官可能会要求辩方提供详细的资金往来证据。为此，辩方必须在庭前做好充分准备，确保按时提供有力证据。
四、与数额辩相关的几个问题及辩护策略
司法会计鉴定意见是认定非法集资犯罪的重要依据。在实务中，尽管司法会计鉴定意见并非必须提供，但对其的合理利用和辩护策略的运用仍然十分重要。最高检的相关规定对此有明确要求。辩方需根据情况灵活应对，充分利用现有证据进行辩护。
一、缺乏司法会计鉴定意见带来的挑战
在司法实践中，没有司法会计鉴定意见可能导致案件因“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而被发回重审。以千木灵芝广州总监李某某案为例，辩护律师指出了案件中集资数额计算的问题，成功为当事人赢得了改判、轻判的机会。
二、对没有司法会计鉴定意见案件数额的异议处理
在没有司法会计鉴定意见的情况下，辩护律师需与当事人充分沟通，对集资金额进行细致统计和核对。例如，在长三角某市涉案金额1.6亿元的非法集资罪案中，辩护律师成功指出了集资金额计算中的错误，并据此减少了相关数额的指控。
三、司法会计鉴定意见的质证要点
1. 程序和委托主体需合法。公安机关在查办案（事）件需要进行鉴定时，应优先委托其内部的鉴定机构。只有在内部鉴定机构无法鉴定的情况下，才可委托其他鉴定机构，且需经县级以上公安机关负责人批准。
2. 鉴定主体必须合法。司法会计鉴定意见需由有资格的鉴定机构、由两名具有专业司法会计鉴定资格的人员共同作出。
3. 鉴定报告应合法。司法会计鉴定意见是法定证据种类之一，与司法审计报告有所区别。在实务中，存在以司法审计报告作为依据的情况，但律师应对其进行仔细审查。
4. 注意将不符合证明标准的证据计入犯罪金额的问题。针对司法会计鉴定意见中数额统计存在的错误进行质证时，重点在于对已归类证据的关联性和合法性进行审查。
四、针对具体案例的应对策略
以梁某涉嫌联某公司非法集资犯罪案为例，辩护律师指出了司法会计鉴定意见中存在的问题，如将未提供转入凭证的数额、疑似和无法判定的数额计入涉案金额。对此，律师应强调，在没有充分证据支持的情况下，不能将这些数额计入犯罪金额。
在没有司法会计鉴定意见或鉴定意见存在问题的情况下，辩护律师应充分发挥其作用，对案件进行深入分析，找出问题所在，为当事人争取最大的合法权益。律师还需对司法会计鉴定意见进行仔细审查，确保其合法性和合理性，为案件的成功辩护打下坚实基础。关于该案，辩护律师深入研究并对照司法解释相关规定，对《起诉书》所指控的犯罪金额提出了质疑。经过仔细审查，发现鉴定文书存在不合法的情况，且书证、被害人陈述及司法审计报告等证据未能形成相互印证的完整证据链，因此认为证据不足。据相关司法解释，可认定的涉案金额仅为3000多万元。这一观点引起了法官的高度重视，目前案件已经开庭，但尚未作出最终判决。
对于如何为当事人进行无罪辩护并涉及数额辩的问题，关键在于理解无罪辩护与量刑辩护的并行法律依据。在法庭审理过程中，无论是法庭调查阶段还是法庭辩论阶段，都可以就定罪和量刑分别发表辩护意见。在梁某涉嫌广州联某公司P2P和z某某涉嫌善林金融非法集资犯罪案件中，辩护律师不仅要从客观事实、在案证据、法律规定三个方面进行全面阐述无罪辩护的观点，同时还要针对司法会计鉴定意见存在的问题一一列举并举证说明。这样既能揭示案件证据方面的问题，也能为司法解释中的“二段式”辩护提供法律依据。
近年来，针对非法集资案件的司法解释频繁出台，对于数额计算等问题存在不同的解释和规定。实务中，对于不同解释在适用问题上是否适用刑法溯及力的问题是一大焦点。关于这一问题，辩护律师应该结合具体案件情况，从有利于被告人的角度出发，深入研究并合理运用相关法律规定，为当事人争取最大的合法权益。对于非法集资金额的计算是以“户”还是以“人”为单位等问题，也需要结合具体案情和法律规定进行深入分析和研究。
在关于近亲属吸纳存款的行为中，若涉及犯罪数额的计算，确实存在一些微妙的转变。根据更高检的某项规定，向近亲属吸纳的存款不计入行为人犯罪数额，但会被纳入其上级的犯罪数额中。随着两高一部发布的《关于办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这种计算方式可能面临改变，使得相关数额全部计入，这对于犯罪数额处于边缘状态的人员来说，无疑增加了他们面临刑事法律风险的可能性。
在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案件中，公开宣传的认定成为了其中的一大难点。这不仅关乎四个核心特征（非法性、公开性、利诱性、社会性）的确认，更是成为了判断所有构成特征的关键所在。宣传的存在意味着投资参与人中的“社会不特定公众”的存在，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利诱特性与实际上被质疑的“非法性”特征，共同决定了行为人的犯罪性质。对宣传的辨析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辩护的成败，其中，“口口相传”的认定更是辩护的关键。
以广东阳春市的卢某为例，他被认定为通过朋友带朋友、亲戚带亲戚的方式，以口口相传联系介绍集资对象，属于“向社会公开宣传”。他的资金吸收对象并不仅仅是熟人、朋友，而是直接指向社会的不特定公众。卢某因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涉案金额近1.6亿元，造成损失1.1亿元，最终被判有期徒刑七年，罚金四十万元。
无独有偶，近期北京某私募基金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一案也引发了广泛关注。尽管该公司为合法备案的基金公司，严格按照私募基金销售法规进行“双录”，并签订调查问卷和风险告知书，但仍存在被认定为“口口相传”宣传的风险。这使得人们产生一种错觉，认为一旦案子进入司法程序，公权力机关总能找到方法给当事人定罪，无论怎么辩护都是徒劳无功。
近期在江苏某市的一起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案件中，笔者结合情理辩、数额辩以及法理辩，围绕“口口相传”的合法性进行了充分的阐述，得到了法官的认同，取得了良好的辩护效果。当事人最终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罚金十五万，实现了法定更低刑的有效辩护目的。
在刑事辩护中，法理辩的重要性不容忽视。与一般意义上的刑事辩护不同，法理辩更强调对既有司法性文件与法理不符的部分进行辨析和揭示。这需要对个罪的设立与沿革有深入了解，对相关司法性文件的出台及争议有一定研究。法理辩不仅需要系统的法学知识，还需要对法律精神及上位法原则性规定有深刻的理解。
尽管司法性文件可能已有明确规定，个案也已判下，但法理辩仍然是可能的，并且能取得成功。法理是统领法律、法规和司法解释及司法解释类文件的基本精神，当司法性文件与法律精神相悖时，通过法理辩揭示其不合理之处，是有力的辩护手段。法理不通也会违背国民预测可能性，不符合司法工作人员的体认。在罪刑法定、适用刑法平等、罪刑责相适应的原则下，进行法理辩是符合刑法理论的犯罪构成基本条件的。通过这样的辩护方式，我们能够为当事人争取到更公正的待遇。关于非法集资刑事案件的理解与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作为一种典型的行政犯、法定犯，常常让一般民众感到困惑。其复杂性和远离公众生活的特性，使得这一罪名的区分，尤其是与民间借贷的区分，成为一大难点。
以河北养鸡大王孙大午案为例，此案的争议点在于如何区分正常融资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孙大午因高于银行利率的利息向周边村民吸储，被判非吸1.8亿。此类案件在全国范围内屡见不鲜，引发了广泛的关注和讨论。
钱宝网、善林金融等涉嫌非法集资犯罪的事件，更是引发了公众对于非法集资犯罪的思考。其中，基层经理、理财师等被追究刑事责任的情况，引发了广泛的热议。尤其是自2018年末以来，私募基金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频发，对于被拘捕人员的认定及其家属、辩护律师的难题，成为了社会关注的焦点。
那么，如何理解这一罪名并进行法理辩驳？我们需要对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进行深入剖析。此罪在客观上涵盖了借贷用于正常经营的资金，因无力偿还而被认定为犯罪的情况。对于P2P平台、私募基金基层经理等涉案人员，需要从客观行为入手，论证其不具备主观上的犯罪故意。强调公司的正常备案、工商注册登记等情况，当事人并非实控人，对资金的动作安排与调集使用并无涉及。需要明确的是，“口口相传”并非司法解释明文规定的非法集资中宣传手段的界定。其是否属于公开宣传，能否归责于集资人，需要根据主客观相一致的原则进行具体分析。
在实践中，对于通过不同途径向社会公众传播吸收资金的信息，以及明知吸收资金的信息向社会公众扩散而予以放任等情形，均被视为向社会公开宣传。“口口相传”的方式在实际效果上与主动传播并无差异。各地的会议纪要在提及口口相传的认定问题时，并未超出原有司法解释的规定。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因其复杂性和特殊性，常常引发公众的困惑和讨论。在理解和处理此类案件时，需要深入剖析其背后的法理，结合司法性文件在具体案件认定中的问题进行分析。只有这样，才能确保公正、公平地处理每一起案件，维护社会的和谐与稳定。关于“口口相传”是否应被认定为公开宣传，以及能否将此类宣传效果归责于集资人，需要根据主客观相一致的原则深入分析。在现实中，集资情况的复杂性要求我们全面考虑各种因素。
律师在辩护过程中，需要明确指出“口口相传”并非法律法规明确规定的宣传方式。在认定行为人是否进行公开宣传时，不应仅以此作为判断标准，而应重点审查行为人是否有直接传播行为，或者是否放任信息扩散。这样的辩护策略，有助于更准确地理解行为人的真实意图和行为性质。
对于“口口相传”所涉及的款项，需要进行细致的辨析。在现实中，有时会出现与集资人并无直接关联的人参与进来。对此，律师除了关注集资人是否知情、是否放任态度外，还应分析这部分人员的投资款偿还情况。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作为数额犯，即使吸收的资金被偿还，依然会被计入犯罪金额。但如果投资本金被全额退还，根据司法解释，可以认定行为人对金融秩序破坏不大，社会危害性较小，可能不被认定为犯罪。例如，深龙检刑不诉[2016]307号文所述的案例，因涉案人员家属清退了会员资金，检察院认定陈某某的犯罪情节轻微，最终决定不起诉。
在笔者办结的某江苏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刑事案件中，针对可能存在向非亲友“口口相传”的问题，提出了关于吸储人数和资金偿付情况的辩护意见，得到了法院的认可。这显示了深入理解案情、精准把握法律的重要性。
心灵辩刑事辩护是一种全面升华的辩护方式，基于对沟通对象所关心问题的精准判断，运用娴熟的刑事辩护实战经验，就案件核心焦点问题发起有力辩护。在此基础上，“铁腕挽损”、处理涉案资产等问题也值得关注。对于大额投资者而言，需要聘请专业刑事律师介入，以精准剥离合法资产，防止相关资产被错误处置。
作者张王宏律师强调，目前对于金融犯罪案件的辩护需要专业的金融犯罪辩护律师团队进行深入研究和实践。关键词包括金融犯罪辩护律师、互联网金融犯罪案件辩护律师、非法集资犯罪辩护律师等。对于涉及私募、众筹、P2P等领域的暴雷潮案件，需要有专业团队进行深入研究和有效辩护。
对于非法集资案的辩护，需要全面考虑各种因素，深入分析案情，精准把握法律条款，以维护被告人的合法权益。张王宏律师在此领域的专业知识和丰富经验，为相关案件的辩护提供了有力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