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统与政统区别（政统道统学统名词解释）
《大道浮屠诀：中国古代的“道统”与“政统”》谈古论今话管理之六十三
中国历史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在漫长的岁月中，中国古代逐步形成了一套有效的政治管理方式，体现了古人的智慧。虽然近代中国曾经历曲折，但在古代历史上，也曾有过盛世辉煌，如唐太宗李世民的贞观盛世、汉武帝的强盛时期以及清朝的康乾盛世等。这些古代治国理政的经验值得我们深入研究和借鉴。这其中，不得不提的是儒家提出的“内圣外王”理念，它深刻影响了古代中国的国家治理。
儒家的“内圣之学”实质上是关于“道统”的理念，而“外王之学”则主要“政统”的理论。在中国古代，“道统”和“政统”是帝王们治理国家的两种基本策略。它们共同构成了古代中国的管理哲学，为我们提供了古代管理之道的路径。
现代新儒家代表人物牟宗三先生对此有深入的研究，他提出的“三统”理论，即“道统”“政统”和“学统”，为我们理解儒家思想提供了新的视角。牟先生认为，“道统”是肯定道德宗教之价值，护住孔孟所开辟之人生宇宙之本源。而“政统”则是认识政体之发展，肯定民主政治为必然。他的理论实际上是对儒家“内圣外王”之道的深入解读。
那么，“道统”与“政统”究竟如何理解呢？“道统”是一种普遍认同的道德理论体系，是士人阶层和统治阶层的开明派所认同的道德标准。而“政统”则是通过政治权力的运作来实现对国家的治理。两者相互作用，共同构成了古代中国的政治管理体系。
在古代，“道统”的作用在于通过奉行同一的道德观念来实现国人思想观念的统一，以维护国人对于政治理想的追求。而“政统”则是通过具体的政治实践来推动国家的发展。两者相互补充，共同推动了古代中国的发展。
进入现代，虽然社会环境和文化背景发生了变化，但“道统”与“政统”的理念仍然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在推动改革开放的伟大进程中，我们仍然需要“道统”与“政统”的关系，借鉴古代的管理智慧，推动现代政治体系的完善。
对于“道统”，我们需要继承其道德精神的核心，将其融入现代社会的建设中，推动社会的道德进步。而对于“政统”，我们需要借鉴其管理经验，推动民主政治的建设，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
《大道浮屠诀》所揭示的“道统”与“政统”的理论，是我们深入理解古代中国管理之道的重要途径。通过对其的研究和借鉴，我们可以更好地推动现代社会的发展，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在未来的中，我们还需要对“道统”与“政统”的关系进行深入的，挖掘其更深层次的内涵，为现代社会的发展提供更有价值的启示。在中国的历史长河中，宋明时期的道学家们以其深厚的哲理思想，以“天理”“良知”阐释了“道统”，为其赋予了深刻合理性。这一理念，在史书和文化典籍中频频出现，被视为论述统治合理性的重要依据。
所谓“道统”，可以理解为对一种道义的传承和延续，它强调一种超越世俗权力的精神追求和道德原则。在中国古代的政治体制中，“道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它影响了君王的权力运作，为政策的实施提供了道德支撑。
再来看“政统”，这是以君权为核心的合法权力体系，涵盖了皇帝和百官所拥有的世俗权力。这种权力体系主要通过行政官僚来推行，依靠强化政治权力、等级职权来稳固统治。在历史上，如果“政统”运行顺畅，王朝的健康运转便能得到保障；但如果运行受阻，便可能出现权臣专政、后宫干政等局面，导致朝局混乱。
谈及中国的“道统说”演变，其源头可追溯到上古三代。古人对天地的认知，表现为对天人之际的探求，他们执着于究问天人，以期寻找到人伦和治世的理想状态。从包牺氏开始，人们开始观天察地，天人之道。后来经过神农氏、黄帝、尧、舜等不断的和发展，人文之道逐渐形成。宋代学者石介在研究韩愈的“道统说”时，更是将“道统”的源头追溯到伏羲氏，并列出了一系列对“道统”有重大贡献的杰出人物。而孔子对于周代的人文制度十分赞赏，他认为周代的人文体制是继承了夏、商两代的人文礼乐的合理因素。
“道统”与“政统”在中国古代相互交织、相互影响。一方面，“道统”为政治权力提供了道德支撑和合理性依据；另一方面，“政统”则是“道统”得以实施的重要载体。二者共同构成了中国古代政治文化的独特体系。周公的“制礼作乐”是周代人文思想的核心，这一理念在《尚书大传康浩》中有着深刻的阐述。周公摄政三年，深思熟虑后制定礼仪、创作音乐。他充分认识到，礼仪和音乐在巩固社会秩序、弘扬文化方面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周公的礼仪强调的是“别”，即体现尊尊，旨在划分社会等级；而音乐的作用则是“和”，即表现亲亲，巩固家族亲情。这种“别”与“和”的结合，既确定了尊卑贵贱的等级关系，又强化了血缘亲情关系，既拧紧血缘纽带，又强化了宗法制规范，既区分等级又强化了严密的继承制。
周朝的礼乐文化对治政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论语尧曰》的记载表明，周朝的政治文化深受礼乐的影响，规范度量衡、审查法度、修复官职等政令得以通行，百姓真心归服。孔子对周朝的礼乐文化高度赞扬，继承了周公的“制礼作乐”思想，并强调诗、礼、乐的重要性。孔子提出的“内仁外礼”的儒家观念，将礼乐与仁义结合起来，进一步丰富了儒家思想。
孔子关于“仁”的论述强调“仁者爱人”、“泛爱众”，为仁是自觉的。他提出的“克己复礼”主张，要求人们遵守礼仪规范。而关于“礼”，孔子更是强调其重要性，认为不学礼则无法立足。孔子还从统治者的角度考虑，强调统治者应该推崇礼仪，以促使社会风气向着敬重的方向发展。显然，“仁”是修心以爱人，遵循血缘关系准则；而“礼”则是尊礼仪，分等级。“克己复礼”便是“仁”，内仁是以外礼为目的的。
孟子继承并发展了孔子的儒学思想，他提出了儒家人伦思想的传承问题，并且自信地认为自己肩负着承继大任。孟子从“内圣”方面深化了孔子的学说，建立了自己的“心性”论，他认为人之所以为人，在于其先天具有的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心。这种本原的、先天性的善，正是人为仁向善的基础。孟子的心性论为儒家所倡导的仁义之道提供了新的理论根据。
周公的制礼作乐为周代人文思想奠定了基石，孔子和孟子继承并发展了这一思想，形成了丰富的儒家文化。从礼仪之别的等级划分到血缘亲情的巩固，再到治政的改善和儒家思想的深化，这一思想贯穿始终。在浩瀚的历史长河中，儒家的思想如璀璨星辰，照亮着中华民族的精神世界。其中，孟子提出的“养气”说，如同一道耀眼的光芒，揭示了人性修养的奥秘。他所述的浩然之气，即是刚正之气，人间正气，是大义大德养成的一身正气。拥有这种浩然之气的人，能够抵御外界一切诱惑，面对任何威胁都能处变不惊，镇定自若。这种境界，无疑是道德的最高境界，也是心性修养的重要论述。这是对“内圣”的深入阐述，揭示了儒家思想的核心内容。
孟子还提出了“得道多助，失道寡助”的观点。他认为站在正义、仁义方面，会得到多数人的支持帮助；违背道义、仁义，必然陷于孤立。这实际上是把“内圣”方面的内容扩展至“外王”方面，进一步强调了仁义的重要性。孟子的这些观点，对于丰富“道统”的理论内涵有着重大意义。
在儒家思想的传承中，唐代的韩愈是一位重要的传承者。他正式提出了“道统说”，使其成为儒家的政治哲学的重要理论。韩愈在《原道》中系统地阐述了儒家的“道统说”，他认为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之道，即是弘扬仁义之道。他旨在恢复儒学的正统地位，使儒家的仁义学说重新占据主流思想地位。韩愈的“道统说”是在反抗佛老、捍卫儒家思想的背景下提出的。他自信自己能够像孟子那样，弘扬儒家仁义之大道，并承担起维护儒家仁义之道正统地位的责任。
到了宋代，宋儒们对韩愈的“道统说”十分赞赏，并给予了高度评价。欧阳修、石介等推动了北宋的儒学复兴运动，他们继承韩愈的思想，继续推动儒学复兴事业，并提出尊韩愈、尊道统的理论主张。程颐也十分重视韩愈的“道统说”，认为其论述有独特的见解。朱熹是宋时“道统说”的理论贡献更大的学者，他虽不喜欢韩愈饮酒赋诗，但却赞赏韩愈关于“道统”的论述。朱熹在《中庸章句序》中详细阐述了“道统说”，并强调了“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成为“道统说”的核心内容。
从孟子到韩愈，再到宋代的儒学家们，他们一脉相承，不断弘扬儒家思想，使儒家的仁义之道重新占据主流思想地位。他们的贡献与努力，如同璀璨的星辰，照亮了中华民族的精神世界。朱熹塑立了独特的学术地位，他的思想承载了道统传承的重要使命。在儒家传承的历史长河中，他扮演了关键角色。他深入阐述了道统的传承脉络，从尧舜至宋的系列传承中，朱熹以其独到的视角，将孟子、韩愈、程子等人的思想作为基石，进一步构建了一个涵盖经典与学理的庞大体系。他的智慧在于，不仅继承了前人的思想精髓，更巧妙地将其与四书五经相结合，形成了中国古代后期封建社会系统的治理和统治的理论体系。这一体系不仅使道统的理论更加周密，更明确了政治目的，其效用也更为显著。
对于儒家的传承，可以清晰地看到两条主线：一条是通过孟子心性论的传承，形成了内圣学理；另一条则是通过荀子，强调了外王的理论方向。孟子的理论发展对宋儒产生了深远影响，成为宋明理学的主要理论来源。而荀子则更多地关注了经世致用方面，他的思想对法家产生了重要影响。尽管宋儒们更倾向于孟子，但不论是孟子的内圣还是荀子的外王，其本质都是对儒家学理的深入。
深入道统与政统的关系，我们会发现它们与儒家的“内圣外王”论紧密相连。儒家学者一直主张“知内而达外”，即修心养性与经世致用的结合。从学术角度看，内圣与外王是相互贯通的，内心向善与行动合一，这是儒家的核心思想。从管理哲学角度看，道统与政统的结合，实际上是哲学与政治学的一体化。
进一步追寻道统和政统的源头，我们可以找到儒家长期延续的“修齐治平”理论。这一理论强调个人修身、家庭和睦、国家治理与天下太平的递进关系。从格物致知到诚意正心，再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每一步都是儒家人格塑造和社会责任的重要体现。这也是儒家学理中一种深入人心的理念，它强调了个人与社会、内心与行动之间的紧密联系。朱熹的思想正是这一理论的集大成者，他的贡献在于将这一理念与道统、政统相结合，形成了中国古代后期封建社会系统的治理和统治的理论体系。这一体系不仅体现了儒家的核心价值，更将这一价值体系与实际的政治统治相结合，为古代中国的社会治理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指导。从古至今，关于人格塑造和家国情怀的修炼过程，被儒雅地概括为从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逐步达到齐家、治国和平天下的境界。这一过程实质上体现了“知内而达外”的深刻哲理，与“内圣外王”之道相互贯通。当个体的内心修养达到极致，其治国理政的素养与才识便水到渠成。人是社会群体的一员，家庭是国家的缩影，国家则是家庭的放大。家国同构，当每个家庭和谐有序，国家自然太平繁荣。
用更通俗的话语来解释，就是每个人都应该正心诚意，修养身心，知仁识礼。如果每个人都能把自己管理好，那么家庭、国家乃至整个世界都会因此受益。这源自孟子深刻的“道统”理论，它倡导每个人都可能成为尧舜那样的圣贤。孟子还主张，无论身处顺境还是逆境，都要不断提高自己的道德修养。这一理论与参与治理家庭、国家的实践紧密相连，与实际的“政统”相辅相成。
在儒家学者眼中，要想实现“平天下”的愿景，仅仅做学问是远远不够的。更重要的是要深入理解并践行“道统说”。这意味着要从自己做起，正心诚意，让自己更加聪明睿智。不仅要能够事物的本质和规律，还要能够治理好家庭和国家。既不能只当个学究，也要能实干。真正懂得道理并付诸实践，这才是“道统”与“政统”的真正统一。
关于“政统”与“道统”，这是两个相互关联又有所区别的概念。简单来说，“政统”指的是国家的政治体系和治理方式，“道统”则指的是儒家所倡导的道德原则和理念。历史上，“政统”与“道统”之间存在着互动和矛盾，它们之间的关系并非一直浅显易懂。在古代历朝历代中，二者相互交织，演绎了许多理论妙义。这些问题值得我们深入。在下一篇文章中，我们将继续“道统高于政统”的含义及其在古代历史中的表现。我们也会详细解释“政统道统学统”等名词的含义及其相互关系。
“道统”与“政统”是中国传统文化中非常重要的两个概念。它们之间的关系既复杂又微妙，对于理解中国历史文化及其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通过深入研究和，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也可以为现代社会提供有益的启示和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