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编辑部是干嘛的「新闻编辑部是干嘛的」
在数字时代，中国知网作为一个学术资源的巨大平台，如同空气一般，渗透到每一个学术研究者的日常之中。第十一届中国数字出版博览会上，展示的中国知网展台引人注目。视觉中国提供的资料图片为我们揭示了知网背后的一段故事。
从赵德馨教授的维权事件开始说起。这位年近九旬的学者，历经五年的诉讼，最终全部胜诉，获赔七十多万元。尽管赵教授的作品在知网上被下架，但在学者眼中，大量论文被下架无异于被“封杀”，逐渐从历史记忆中淡去。这种现象反映出知网对学术资源的巨大影响力，乃至在某种程度上对学术共同体的塑造。
知网的影响力早已超越了其作为学术资源的平台本身。据官方数据，其用户覆盖全球数十个国家和地区，涉及数千万学生、学者以及数万家机构。前南京大学学报主编朱剑评价说，知网模式已经超越了自身的生产经营，涉及到作者、期刊、读者与知网之间的角色定位和相互关系。这一巨大的网络形成之初，我国的版权法规尚在完善之中，因此知网在获取论文的方式上存在一些法律争议。尽管法律学者对此持批评态度，但知网已经成为学术研究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就像一位学术期刊编辑所言，知网对于中国大陆的所有学术研究者来说就像空气一样重要。与此知网与学术期刊、学者、学生之间的利益分配问题也被认为是“显失公平”。中国知网利用海量的资源，通过衍生功能深入科研体制之中，实现了对科研工作者的深层绑定。尽管有诸多质疑和争议，但人们并未时刻意识到来自这张学术大网的钳制。
侵权问题始终伴随着知网的发展。硕博学位论文和期刊论文是知网的两大文献来源，但在华东政法大学知识产权学院院长丛立先看来，知网在这两条路径上都存在侵权行为。尽管如此，知网依然满足着现行科研体制和学术期刊体制下行政权利科研管理的需要。如同南京某理工类大学学报前编辑部主任所言，尽管与知网的授权合同有时到期并不续约，但依旧照常把每期论文传到知网上。大家心知肚明知网存在的问题，但久而久之就被忽略了。
知网作为一个巨大的学术资源平台，对学术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随着其影响力的扩大，也暴露出一些问题，如侵权、利益分配不公等。未来如何平衡各方利益、完善法律法规、促进学术资源的共享与发展，将是知网面临的重要挑战。中国知网作为国内领先的学术资源集成平台，自1984年以来，收录了来自470家博士授予单位的38万余篇博士论文，以及来自753家硕士培养单位的367万余篇硕士论文。还涵盖了自1994年以来的11215种期刊。这一庞大的数据库，无疑是学术研究者们的重要资源。
在这些数字的背后，隐藏着一份份“学位论文授权使用协议”和“版权声明”。在高校，学生们在毕业之际，往往会被要求签署这样的协议。以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为例，这份协议的主要内容是授权学校将学位论文的全部或部分内容编入有关数据库。类似的条款在各大高校的学位论文授权使用协议中屡见不鲜。
对于这些条款，有些人表达了担忧。丛立先认为，这些条款在拿走学生的权利时并未给予足够的回报，不符合合同法的公平原则。他进一步解释，学校有权保存学位论文并提供目录检索等服务，但对于是否应该公开或编入其他数据库，则需要进一步的商榷。
而在学术期刊编辑部，情况也大同小异。学术期刊的稿约中常常包含类似的版权声明，这些声明往往是由知网等数据库要求发布的。这些声明内容大致为：作者提交文章即视为同意将文章以数字化方式复制、发行和网络传播等。对于这些声明，许多作者似乎并未给予太多关注。
张洪波指出，作者没有站出来反对并不等同于他们默许了这些声明。现行的民法典和物权法并不认可这种做法，因为它并没有形成真正的合同关系。实际上，2006年的络传播权保护条例已经明确规定，将他人作品通过网络提供需要获得权利人许可并支付稿酬。这与纸质报刊的转载摘编有所不同，后者不需要提前获得授权，只需支付稿酬即可。
尽管有这些规定，但在实际操作中，这些版权声明在学术期刊中仍然通行了许多年。这主要是因为我国学术期刊的特点：大多数期刊并不具备市场主体资格和身份，依靠行政拨款维持运营，发行收入微薄。对于它们来说，能够获得可靠的传播渠道比增加发行收入更为重要。在知网出现的初期，大多数期刊并没有清晰的版权意识，因此顺水推舟地接受了知网的数字化方案。
南京大学学报前执行主编朱剑进一步指出，在版权纠纷中，学术期刊往往被忽略。由于未获得作者的合法授权，知网等数据库成为了被告。尽管知网有权追究学术期刊的责任，但实际上从未真正追究过。这是因为知网明白让期刊签署的是一个难以完全履行的协议。在朱剑所了解的知网与期刊签订的格式化协议中，缺乏关于授权细节的具体协议，例如支付报酬的标准和授权时限等。取得作者的合法授权对期刊来说是一项难以完成的任务。
当知识之舟遭遇停泊风波
当国际出版巨头爱思唯尔决定暂缓涨价，原本定于2020年大幅提升价格的风波得以平息至遥远的2035年。这背后是一场关乎学术知识的权力转移，一场知识与商业之间的博弈。程焕文深感忧虑，公共知识的海洋正在被商业巨轮掌控，这份巨大的知识库是否能在未来的岁月中安全保存，如同星辰照耀夜空一般恒久不变？
中国知网引发的商业争议不断在各大论坛上激起汹涌的讨论浪潮，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的傅蔚冈却看到了不一样的视角。他告诉我们学术作品与商业艺术作品的本质区别：学术作品的价值在于传播而非盈利。学者虽不直接从作品中获利，但学术声望的提升却能带来荣誉与机会。对于学术传播而言，版权法则如同一把双刃剑，既要尊重行业惯例，也要考虑学术共同体的约定。这种商业模式已经悄然走过了近百年历程。
英国《卫报》曾详细剖析了这种看似“一本万利”的商业模式背后的前世今生。无数的科研人员默默奉献，为学术出版贡献智慧与汗水，然而出版商却从中获取了超乎寻常的回报。订阅费用如同巨石压垮预算，高校却不得不购买数据库以维持学术研究。这种商业模式由迈克斯韦尔开创，利用学者对金钱的淡漠心理，将学术出版打造成一门黄金生意。迈克斯韦尔的话语揭示了这个模式的真实面目：“我们是一台永动的印钞机。”但在这光鲜背后，是纳税人承担了双重负担，却没有享受到便捷的知识获取权。那些资助的科学研究、图书馆购买的数据库，都离不开纳税人的金钱支撑。学者们面临着道德的拷问：这种商业模式是否应该继续延续？艾伦斯沃茨用生命捍卫了互联网的开放和自由，他的故事令人深思。开放获取运动正在全球范围内兴起，推动学术成果的开放传播。中山大学的一名图书馆研究者见证了这一运动的蓬勃发展，看到了开放获取的未来趋势。加州大学与爱思唯尔的博弈胜利为我们展示了前进的方向。开放获取不仅仅是一种尝试，更是大势所趋。我国在这方面的努力仍在路上，需要更多国家层面的支持与推动。然而中国正积极参与开放获取运动，中国科学院的举措让我们看到了希望之光。在这场知识与商业的较量中我们必须做出改变以适应时代的需求为学术传播铺设更加广阔的坦途。随着科研资助的日益增长，越来越多的机构年度经费超过500万元，这些机构肩负着推动知识进步的重要使命。为了更广泛地传播科研成果，它们应当制定公共资助项目科研论文的开放获取政策。这一举措不仅督促本机构的科研人员积极支持科研论文的开放获取，特别是在国际学术组织和学术期刊中任职的科学家，同时也要求本机构图书馆推动通讯作者的论文立即全面开放获取。
尽管有些机构对开放获取持观望态度，担心会加重负担。但爱思唯尔全球期刊出版总裁特赫根曾指出，实现开放获取如同解决碳排放问题一样复杂，需要多方共同努力和长期投入。这并非一蹴而就的事情，而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尽管如此，爱思唯尔仍然积极前行，推出了大量开放获取期刊，并计划继续加快新刊的发布速度。
如同中国知网在创立之初的定位一样，爱思唯尔也有着美好的愿景。其出版标识上展示的是一个老人站在榆树旁摘葡萄的场景，象征着科研工作者与知识之间的联系。他们希望，自己能够成为那根连接知识与科研人员的葡萄藤。两个拉丁文单词传达着对科研工作者的祝福永不孤独，这体现了他们对科研工作的支持与鼓励。
旧的学术出版模式正在被打破，新的商业模式正在全球范围内。朱剑认为，赵德馨教授诉知网案后，知网模式亟需变革。而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对知网是否涉嫌垄断问题的核实研究，引发了科研人员对学术数据库未来发展的担忧。对此，袁野解释道，反垄断法并非针对数据库规模的反结构垄断，而是对其行为是否造成排除限制竞争的效果进行监管。对于中国知网已具备的基础设施性质，反垄断执法将面临巨大考验，需要审慎考量。
尽管中国知网与爱思唯尔等国际出版商的经营模式有所不同，但数据库垄断已成为全球性问题。由于法律制度和反垄断执法理念的不同，全球尚未有对数据库进行反垄断调查的先例。袁野认为，虽然可以借鉴一些学理上的先进概念，但具体的反垄断执法仍需根据调查证据和实际情况进行。
对于知网的价格问题，袁野猜测反垄断执法机构正在进行更深入的考量。我国反垄断法虽然年轻，但行政执法机构在不断摸索中已逐渐深化对这一领域的认识。对于知网的反垄断调查和处理，都需要进行全面的考量，以确保学术数据库的健康发展和学术传播的高效进行。
作者郭玉洁通过中国青年报向我们传达了这一话题的重要性。无论是国内还是国际的学术出版商，都面临着如何平衡版权与传播、商业模式创新等挑战。希望本文能对读者有所启发和帮助。